2016年8月26日金曜日

第41回【拿山電影院】 The Tank Man―民主的代價

◇主題:The Tank Man ―民主的代價
◇講者:大D
◇時間:六月十八日 (六)下午14:30 
◇地點:早稻田大學 22館 719教室
◇簡介:
六四它到底是什麼?是中國官方所定性的動亂?還是海外媒體所宣傳的那樣正義?我們現在不用也不能做出它的史定位。
現在我們能做的就是屏棄身區分、跨越意識形態、政治立場、用最接近客觀的態度去一起感受和銘記。
這次讀書會將欣賞由PBS(公共電視網)在2006年拍攝名為「坦克人 The Tank Man」的紀片。「坦克人」是於1989年六四事件中,一名在長安街上隻身阻中國人民解放軍坦克車隊前進的男子。其照片成為近代史上最為著名的照片之一。在共黨派遣軍隊驅離天安門廣場上的抗議群、並造成大量死傷後第二天,該名男子嘗試阻近18輛59式戰車車隊行進。儘管領頭的坦克駕駛一度試圖轉向繞過,但是仍然遭到該名男子阻。該名男子還爬上坦克炮塔,並和駕駛員溝通。最後他被幾名身穿藍色衣服人士帶離現場,坦克隊伍則繼續往前行進。
在阻坦克事件中共有4名攝影師將其拍成像片、並且於第一時間發出去,此外有一名攝影師一直到2009年6月4日時才發表了他從地面上所拍攝的事件像片。很快地,相關像片和影像隨即在國際間各大報紙頭版與新聞媒體中廣為流傳和引起討論,並被視全世界反對壓迫的象
這個議題不只在中國因為被官方視為禁忌議題而鮮少人知,就算對其他知道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國家來,可能對其來龍去脈也不是知道的那麼詳細。因此這次我們也將會在開始前借由帶大家看當時中國改革派以及保守派的演講片段來理解整個六四發生的政治背景。在放映後我們也會試著跟大家討論六四後政治氛圍的轉變以及六四後的群運動。本次讀書會做為拿山中國月的第一場,以六四天安門事件為主題,開展對中國集權政治和中國社會文化的思考。



本次讀書會由講者介紹六四的背景和後續開場。

中國官方迄今對六四事件尚無一個統一的定義,因此,來自重慶的講者對六四的認識,完全是在境外吸收的。在中國境外流傳的歴史版本,無可避免的是由當時民運參與者,甚至是民運領袖的角度出發回想。講者對這樣的敘事感到質疑;多方面的並陳和多方(包括政府內外)的共解才算是歷史。講者也謙虛地請大家不吝指正。

當代中國的政治結構是在六四事件後形成的:中國領導者收回政治彈性,並開始發展出「三位一體」的特徵,同時控制軍、黨、國,解決了集權政治的權力分配問題。這一包含主權與分權,理論上完美的架構,在實務上卻因為中國共産黨的體系與國家體系並列,使習近平得以共產黨主席之姿通過黨的意志(共產黨對人大會議「提出意見」),支配中國政府。
然而,一九八九年時的政治結構並非如此,鄧小平掌控軍委、李鵬帶領國務院、趙紫陽擔任總書記;黨政軍主要領導人幾乎和政府領導人不重複。(除了李鵬和趙紫陽。)而中共「八大」元老,則凌駕於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國共產黨最高權力機關,鄧小平不在其内)之上,設立了中央顧問委員會(鄧小平參與),透過「提交意見」來影響黨。

經歴文化大革命的一代人,渡過思想最封閉的時代,並在八十年代後試圖開始追求自身幸福、追求光明。
一九七九年改革開放,中國政治經濟文化都發生了急遽的變化。鄧小平「實事求是」的精神推動了思想開放,解放了自毛澤東時代以來被壓迫的思想、移動、和對普世價值的嚮往與追求,自由主義的影響也在詩歌、電影、和音樂中留下痕跡。比如顧城〈一代人〉的詩句:「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來尋找光明」,全詩短短兩句點出體文革過後文化乏匱的現實,但既然文革是不可磨滅的歷史傷痕一如與生俱來的漆黑眼珠子無法改變、無從選擇而漆黑黯淡,但苦難的宿命不過是揭櫫生命的意義:生命的本質即是苦難,但自此出發觀照世界從而尋找光明。顧城更期勉彼時一代的群眾,重要的是信念和選擇,去尋找希望。
而同一時期美國性解放運動成為了被廣泛接受的新思潮,青年的過剩能量在性愛上爆發(可參考電影《頤和園》),並溢出到政治。而在政治上青年的無力和渺小,又往往造成毀滅性的失望。雖說如此,其實自七零年代末期周恩來過世以來,學生運動的軌跡零散地橫跨整個八零年代。當時政治運動的核心與主要訴求主要在經濟方面:計劃性的開放帶來的不公平、通貨膨脹和腐敗造成青年的不滿。
物價闖關、物價失衡、官倒(官員主導企業擁權並變賣資源)、包車皮(由國家掌控之鐵道利用公用火車皮私運貨到北京)、價格雙軌制、與中國官方的整體嚴重貪汙腐敗,種種不滿在一九八九東歐劇變的背景下,終在紀念胡耀邦的集會活動中失控。
而衝突在打擊貪腐的口號中擴大之時,鄧小平的四二六社論則定調此場運動為完全沒有合理性的暴亂,引起趙紫陽的不滿。在拒絕趙紫陽和學生撤除社論的要求後,鄧小平與黨內與民運人士的衝突更進一歩擴大。 





其後,共產黨情報局指出當時學生領袖和趙派(改革派)的人有秘密接觸,黨內的意見分離正式提升為李鵬和趙紫陽之間的政治角力。這可從趙紫陽與李鵬對學生講話的場域與態度中看出。趙紫陽對絕食學生指名「性質問題」:四二六社論對學生的定性有誤差、並肯定學生的「好意」。趙紫陽對學生的同情造成鄧小平的不滿。而國務院總理李鵬在大講堂裡對人民發表的談話,則看得出對學生的強硬態度,同時也是第三人的作品和政治動作。
隨著示威上升成國際事件,蘇聯擔心波及蘇聯,或對其產生影響,戈巴契夫出訪中國。在《李鵬六四日記裡》裡,李鵬提及趙紫陽在戈巴契夫訪華一場談話裡的出乎意料地介紹了鄧小平在中國的領導地位。趙紫陽:「鄧小平雖然不是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但(中共)13屆一中全會做出的鄭重的決定,在最重大的問題上都要經過鄧小平的同意,中國仍然是鄧小平掌舵,在處理重大問題時總是向他通報,向他請教。」(頁78)此一言論聽在鄧小平耳中甚是不滿,有推諉責任之嫌,兩人正式決裂。
而保守派希望儘速平息「暴亂」,改革派希望當時訪美之人大委員長萬里回北京後召開人大常委緊急會議開鍘李鵬,但萬里受到鄧小平等元老壓力而無法直接返京。趙紫陽受排除於權力核心,導致行政中心出現分歧。行政命令矛盾導致軍隊內部的矛盾,出現地方軍隊和中央軍隊的開火,與木樨地的血腥鎮壓。


六四最大的餘波在於政治界的分歧,由六四時的分歧可看出,未來中國的政治改變若有機會發生,那也將出現在中央政府內部的矛盾跟歧見。
有趣的現象是,以往的中共中央幹部的子女們現在都從事與政治無關的工作,而參加運動的運動者的孩子們反而變成新一代的積極黨務人才。年輕的菁英們對政治失去興趣,反而進入商界。

【分組討論】
第一組:



太陽花與六四的異同:
不同:時代背景
1989中共與2014中華民國
1989年的共產主義崩塌的情境與2014的民主世界
相同處:皆為左翼對抗右翼之運動。
共產黨非左翼。中共實為官僚資本主義與裙帶資本主義之政黨。

中國改革:
期待改革派產生黨內分歧。六四為自下而上,中國沒有鎮壓經驗所以屠殺。
民主是最不壞的制度。極權如果可以推出完人那便是好的,但並沒有這樣的人,因此需要民主使聲音並陳。
期望漸進改革。


第二組:
中國有無建立民主制度的經濟基礎?是有經濟基礎的,但沒有經濟條件。資產分佈不均使得擁有大部分的資源的既得利益者不想從事改革。期望藉由擴大黨內矛盾推動民主化改革。


第三組:
假如是當時的領導人,那有什麼方式可以解決問題?怎麼回應?
假如站在領導階層,不會這麼做,但理解。
當時的局勢漸漸升高,情勢已經出於控制,工人加入,黨內的分歧也漸漸擴大。因此,鄧決定鎮壓的結果可以理解。
為什麼經濟改革有繼續,政治改革卻沒有?
因為當初的決定為希望在中國人跟其他人的心中留下印象:中共就是不會允許政治改革,因此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必須非平行進行。
之後為什麼沒有再發生這樣的事情?這樣的能量能否再發生?
到目前為主六四仍有震懾效果。六四為政治理念為主,而在中國若沒有經濟崩潰,只有政治理念的運動成功的機會並不大。


結語:
不管鄧小平選擇成為改革派跟保守派,他的地位都不會改變:他本來就是權衡地位者。鄧在九二年南巡時聲明改革開放必須繼續,此時反而是以改革派之姿現人。
至於對民主化的期待,講者提到,中國菁英僅約為兩三億人,八九億人的農民才是重點。中國進行改革的重點應為提高經濟,建設農村並使農民接受教育,使其有能力接受民主。中國改革的方向應為立憲主義,並複製法國大革命模式,拉攏現在為技術官僚的技術菁英,期許他們的力量會推動黨中心進行改變。
共產黨和其他國家式政黨一樣,非正式政黨。共產黨的政黨實為統治集團。他的觸角已深入人民與人民生活之中。而當一個政黨的理念跟主義已經消失,最後支撐的只是利益。
期待哪天會有一群年輕人,會抱持著熱情再次出現。

2016年8月17日水曜日

第40回你今天「健保」了嗎?

◇主題:你今天「健保」了嗎?
◇講者:黃鼎文(亀田総合病院ウロギネ科(婦女泌尿科)醫師)
◇時間:五月二十八日 (六)下午16:30 
◇地點:早稻田大學 22館 719教室
◇簡介:
日本的國民健康保險於1961年開辦,隨著經濟發展,給付的範圍與種類也逐漸擴大。到目前為止,與其他各國相比,日本健保制度中的被保險人自由就醫體系仍是其重要的特徵。現在全日本有各級醫院約8600家,基層診所約9900家提供健保服務。開辦以來有世界最低的嬰幼兒死亡率,最長平均壽命,世界衛生組織的醫療制度評比第10名,國民健康度第1名等等,各項耀眼的成績。

然而,少子高齡化所帶來的疾病人口構造的變化,與醫學本身的高度專科分化,讓醫療體系也隨著時代有著很大的變遷。特別是從2002年以來,日本警察單位開始傾向將醫療疏失當成刑事案件調查,而在醫院第一線的醫師,護理人員也逐漸在案件的調查中被當成嫌疑犯對待。同時,媒體也多以加害者的角度來報導醫療人員的疏失。雖然讓醫病雙方更加重視醫療安全,卻也間接導致日本社會「醫療不信」的現象。

台灣在1995年開辦國民健康保險至今多年,日本的醫療現況與台灣醫療環境相對照,正是他山之石,可以攻錯。這次讀書會希望能藉由對日本醫療制度的介紹,成為理解醫療保健相關新聞的第一步。

































Q&A

日本跟台灣健保結構差別在那?

:理論上是一樣的,繳健保費來支撐醫療。從醫療現場的角度來看,只有厚生勞働省列出的項目才能做(如果自費的話就完全自費,包括醫藥費及住院費)。日本健保採部分負擔(自付三成,掛號費跟藥錢,如果有檢查還有另外費用),而台灣是固定的掛號費包全部。所以在台灣大家覺得相對容易去看醫生。而這也影響到台灣的急診室負擔很大(也影響到品質),例如林口長庚有一整層樓分科又分好幾診的急診部,而黃醫師之前執業的醫院的急診部只有兩個床位。台灣假如未來不比照日本用部分負擔制度的話,很可能會倒閉。目前的健保有核刪制度,但受害的是醫療方(因為政府的給付被打折)。日本則是都有給付。特別該注意的是,台日健保審查體系不同。台灣是維持總額、由中央的衛福部及中央健保局控制;日本則是地方政府的專科監督審核(並且醫療方知道是誰在進行監督),在沒有浮濫的情況下不會刪。

回饋:台灣的健保有藥品給付支出上限,所以很多國外藥廠紛紛退出,目前醫療現場提供的多是學名藥,可能效果會打折。另外,上述的核刪制度會造成既有醫療支出不被健保給付的情況,原本健保點數1點抵0.8元的情況可能會更低(0.5元之類)。

黃醫師:日本醫療現場的耗材都是可拋棄式的;在台灣、泰國等則不同。日本的綿球是圓的,台灣的要自己撕(心酸)。

假設胃痛,若是自己想照胃鏡的話需自費、若是醫生提出的話就可給付?

:沒錯,日本制度上是相信醫生的。台灣的話則是都有給付。在台灣的情況是醫生做多少就成為自己的薪水,但日本薪水則不受業績影響。現今台灣醫療水準其實跟日本差不多,甚至在論文的產出等,台灣是比日本進步的。


健保點數?
:台灣是浮動的,日本是固定的。


日本的學名藥?

:日本的患者量很大,即使是原本藥的廠商,也另外去生產學名藥來搶藥品市場。學名藥的藥效理論上是跟原藥一樣的。藥品的效用在於,把有效成分打到錠劑這個過程的品質把關,也有可能是台灣在這方面的把關不夠好,造成學名藥效果較差。

回饋:有朋友在藥廠當業務,甚至要幫醫生接送小孩。醫藥分贓。

黃醫師:日本是醫藥分業,醫師開處方簽,病人去藥局拿藥由藥師來判斷藥是否會相斥等等。但台灣如果如此施行,由於診察費很低、加上會被核刪,而難以施行。


為什麼在日本藥局拿藥每次都要等好久(曾經有等過四十分鐘)?

:從醫療方來說,這是應該的過程:兩人以上核查藥品、檢查是否有藥物交互影響。應該思考的是,台灣的藥事現場人員應該也是同樣的工作,為什麼這麼快?


是否可以去非本地的醫療院所看醫生沒有關係?

:可以,但日本的大醫院可能會在沒有轉診證明的情況下加收錢。若是在美國則不行。比如說紐約人無法去加州看診(保險互相沒有合作)。但這樣社會主義色彩的制度可能造成沒有效率,因為看病人的人數不影響收入。


日本的診所都有各自的診察券,要這麼多張診察券幹嘛?

黃醫師:在台灣經由健保卡要得到病患的資訊很容易,但在日本是由各醫療院所保有病患的個人情報,所以轉診的時候都要寫長長的轉診信,敘述病人的病史。

回饋:但現在日本有薬の手帳,所以可以透過這個手帳知道病人的狀況。
目前長照人員需求很大,卻沒有足夠的人來做。

:台灣比較習慣外籍看護,但日本的就業環境還是比較排斥外國人,特別是醫療環境。
為了確保護理人員的充足,連東大都跑到秋田縣找護士。


是否有外國人看護實習制度,把受過護理訓練的外國人導入日本?

:這其實是國際貿易上的問題,因為日本車外銷各國,其他國家就要求日本開放勞動市場。但這造成一個問題,由於病歷都以日語書寫,外籍工作者在專門用語上還是容易產生問題。例如菲裔護理工作者,去加拿大可以拿到長期簽證,並且英文可以直接通,所以其實日本在這方面比較不吸引外籍護理工作者。


醫院的行政是由誰來監控?

:日本不像台灣有那麼企業化的管理,有決定權的還是以醫生為主。


以前有轉診制度,今年好像沒有了?

:以前是需要有介紹信,沒有的話會有額外費用。現在就似乎沒有了,因為會造成大醫院小醫院的攻防。


被誤診的話能夠如何處理呢?

:醫生也是人,也有會的跟不會的。建議如果不信任醫生,可以多找幾間。如果覺得因此虧到可以反應。


假如去名醫院要去看名醫生,有什麼方法?

:就是要等。因為如果有錢就可以先看到,這就會變成一個不平等的制度。醫院也有中國來的病患,他們會覺得他有錢就是要看到病,但實際上並不能這樣做。現在也有在討論要如何分流,保險照護的醫院與私人院所是不同系統,私人院所就完全自費。但這也有一個問題,用國家的教育預算培養出來的醫生若開設私人院所,豈不是造成國家資金挹注到私人產業?

非日本醫療教育體系畢業者可以來日本就業嗎?

:只要會日文,現在可以只要考得過日本國考就可以(承認台灣學歷)。

回饋:美國也可以唷。


日本的健保有總額給付制度嗎?

:台灣的總額是一個一個醫療院所計算,日本的總額是以國家規模計算。所以台灣的健保會核刪醫療院所的點數;但日本是從總量,例如白內障的案例過多,就把白內障的總額給付降低。


醫學常識教育
:沒有健保的時代,電台老人買藥的管道就有存在去補充其不足。健保的系統底下,資訊共用,累積經驗,稀奇的病都能治,整體而言能推進醫療的進步。

回饋:小病大病都往大型醫院跑,當成一種廟在拜。推動醫院分級的概念,也不要侷限用藥觀念開藥迷思(抗生素),不要濫用急診資源。


2016年8月13日土曜日

第39回 【拿山來讀冊】行動的思辨:怎麼共生?怎麼和解?

◇主題:轉型正義第二彈—行動的思辨:怎麼和解,怎麼共生?
◇導讀:楊剛(早大政治經濟學部)
◇時間:五月二十日 (五)晚上 18:30 
◇地點:早稻田大學 22館 719教室(暫定)
◇簡介:
承接上週的內容,本次讀書會將更深入鄂蘭的思想體系。
從平庸的邪惡出發,我們進入人的條件,了解在鄂蘭的眼中,
人類行為應該如何被理解和分析、這些行為對個人與社會的價值為何,
而人應該賦予自己怎樣的權力、創造怎樣的功業,才能自聰明的裸猿晉升至人類的層級。
作為唯一一種有時間觀和歷史的物種,人類是怎麼帶著歷史和記憶活在當下?
我們是如何在當代社會中創造範疇,孕育一個個不一樣的版本的史觀,更進一步地讓它們溝通、互滲與碰撞?
而我們應該如何完成來自先人的囑記和託付?又應該如何面對數十年前所犯下的錯誤?
在遺忘和記憶之間的差別是什麼?失去歷史的結果是什麼?
如果我們不想失去歷史,那我們應該揀選哪一些歷史來記憶?用什麼方式來記憶?
而我們傾全國之資源和力量在記憶過去,能不能算是停滯不前、了無建設?
而這樣的努力,是不是我們應該追求的政治方向?
實務上,我們可以怎麼思考台灣和東亞各國的轉型正義進程?
而在新政府和新國會之中,我們已經看到/可以期待看到怎麼樣的作為?
這些作為和言行,是不是鬥爭?是不是內耗?
邀請您跟我們一起細細思考這些來自百年的反覆壓迫、世代殖民和碾壓剝削,
在我們的身上沾黏的問題。


作為上一場電影播放會的電影播放會的後續討論,這場讀書會仍然會提到漢娜鄂蘭在耶路撒冷對艾希曼的觀察,和鄂蘭對邪惡的思考和想法。

為了銜接,會先提到《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在《平凡的邪惡》中我們會進入鄂蘭對邪惡的思考和論說,連接至與《極權主義的起源》之間的比較。

這次的讀本主要是漢娜鄂蘭所著之《人的條件》。在《人的條件》中,我們會探討鄂蘭對「人」這種生物的論述與期許。再來,我們會進入到在這種架構上,人跟歷史之間有什麼關係,我們應該用什麼眼光來看歷史,不管是光明的那面還是黑暗的那面。最後,我們會檢視新國會和今天甫上任的新政府在面對歷史的罪業的時候採取了什麼樣的態度和行動(政治行動)和結尾(行動政治)。

導讀的參考文獻大抵是導讀者手中所有的鄂蘭的著作:《過去與未來之間》、《責任與判斷》、《馬克思與西方政治思想傳統》、《論革命》、《政治的承諾》、《心智生命》、《平凡的邪惡》、《人的條件》、《極權主義的起源》等等;同時也參考了《國家暴力與過去清算》等轉型正義相關著作。

同時也特別感謝波士頓哲學星期五與葉浩老師,由於主題極為相似,該次座談之紀錄文對今天的導讀的架構有極大的參考價值。

鄂蘭的政治學說作為西方政治的直接繼承者,在提到鄂蘭的人的條件之前,我們必須提到中世紀政治思想的其中一個重點。
中世紀政治哲學強調思考。思考是人的靈魂在步向永生之前,在人世間唯一有意義的建設。
鄂蘭的政治哲學強調沉思
沈思即是在綜合多種資訊之後,在自己的思想中達成的一個平衡點。如果說聽取以各種知識的過程是線,那沈思即是連接在線的另外一端一個一個的節點。


艾希曼

艾希曼最知名的職務便是在執行與擘劃「最終解決方案」裡有重要地位,再曲折地逃亡至阿根廷,並在那生活了十年後,於1960年遭以色列情報特務局綁架,並秘密運送至以色列。值得一提的是,雖然艾希曼的名字在紐倫堡大審中被受審的親衛隊成員和數個集中營官僚提起數次,艾希曼並沒有在紐倫堡大審中遭到起訴:紐倫堡軍事法庭設立的目的是針對「罪刑不受限於特定地域的罪犯」,亦即只有行為不受地域限制的主要戰犯才會在紐倫堡受審,而艾希曼的活動範圍和部署之所以可以遍佈歐洲,那也並非因他的地位重要到可以不受地域原則的限制,而是因他的職責和任務,就是集中並驅逐散步歐洲各地的尤太人。而耶路撒冷審判的本質和在波蘭、匈牙利、希臘、蘇俄等個別國家所的審判一樣:是針對對該國民族的迫害,在該國境內的審判。

  艾希曼在審判中荒謬地認為自己在做的僅僅是職責內的工作,是有絕對的責任去實行並服從的:他沒有做錯任何事,他被起訴的原因也不是因個人行為,而是國家行為。艾希曼對自己的行為毫無避諱,反而在訊問和受審時露出略為「得意」的神色。艾希曼認為自己在自己的職責上表現地十分出色,他不覺得自己的工作和正面的、積極的、殘虐的屠戮尤太人之間有太多必然的關連,職責本身邪惡不邪惡也不是他關心的重點。

艾希曼對屠殺畫面表現出明顯的反感,但他絕不會說「看看我對這些人做了多麽可怕的事!」而是會說「為了完成使命而必須忍受的景象有多麽可怕!壓在我肩膀上的重擔有多麽沈重!」;對在真空石油公司未得到工作上的成就感的艾希曼來說,納粹的宣傳手法和口號、目睹萬湖會議中所有的元首和政府機關的菁英在積極地提出達到自己有機會參與的目標的方案的經驗,完整的內化了責任:在這種情境下,艾希曼丟棄了所有的罪惡感。而除了在別動隊的內部報告中,在納粹德國的其他文書中,「屠殺」、「滅絕」等字眼皆被「最終解決方案」、「撤離」、「特殊處理」等語言取代,在艾希曼的工作和他在東歐看到的恐怖畫面之間又加了數層濾鏡。

兩種惡

不管是什麼樣的政體、什麼樣的行政,總會有領導,也總會有官僚。當在建立一個極權國家時,除了必須有元首之外,同時也要有鋪天蓋地,甚至涉及整個國家的共犯結構,才得以運作。

鄂蘭對邪惡的思想架構主要被描述在《極權主義的起源》和十年後的《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之中。

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之中,鄂蘭主張極權主義源自反猶主義、帝國主義和極權主義在民族國家中的崛起,當民族主義國家體系保障無國籍人之人權時,民族中心主義和普世人權價值產生衝突,而極權主義得以在這之中得到成長空間。三個意識形態帶來的「種族思想」和「官僚統治」架構,動搖啟蒙思想和人權原則,最終導致無可挽回的後果。在《平凡的邪惡》中,鄂蘭描述的是冷漠、放棄思考的官僚,在極權政體和以「唯一真理」的型態存在的國家意識形態之下順從。


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鄂蘭描寫的是熱辣的、激進的、有正面意願要成為惡人或作惡的那種邪惡(元首之惡);而在《平凡的邪惡》中,探討的則是聽命的、被動的、側面的、蓋個章把人送上火車而引以為傲、鏟完集中營焚化爐中由人類遺骸構成的爐灰後拍拍衣服回家抱小孩的、體系中的工作者的那種邪惡(官僚之惡); 而這兩者之間的連結,是被視為「政治美德」的服從。畢竟沒有大規模的服從,元首什麼都不會是。

(可接續《獨裁統治下的個人責任》與《責任與判斷》)

行動與人的條件

在馬克思用「勞動(馬克思脈絡)」來定義人的「人類性」時,他同時挑戰了基督政治思想體系理被奉為最高價值的「理性」; 而源自於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的西方政治思想傳統基本上也已達到發展終點。

在鄂蘭的《人的條件》中,她試圖將「沈思生命」與「活動生命」分離,並將「活動生命」分成三種別:勞動、工作、與行動; 她把活動生命的最高境界設定在「行動」之上,並批判自希臘至中古基督教哲學傳統所奉行的「沈思生活」標準。

鄂蘭描寫,雖然人類確實有潛力能夠成為比純粹的動物性更高等的動物,不過仍是肉身之軀,仍有動物性、生物性的需求必須被滿足; 而滿足這些需求的行為,被分類為「勞動」。勞動是個人的、生理的、為了生存而必須的; 最重要的,勞動是一種「無關世間」的行為; 勞動所滿足的,終究不會超出肉體的範圍。在無法分享的同時,由於勞動是不隱含對未來的想像的,勞動也是不自由的和孤寂的。吃飯、上班、搭電車通勤、睡覺、去西友買食物都是屬於勞動:人類為了生存,而非生活,所做的動作(動物人)。

與前面兩者不同,最上層的「行動」,必定是社會性的,也是定義人類的最重要的條件:若是若是過著沒有行動和言說的生活,那基本上是等於死了。因為那再也不是生活在人群之中、不是生活在世界裡。人們利用行動和說話把自己嵌進人類世界,並建造自己是「誰」、自己的本質與主體。生活在地上的人們必定有著多元性、有著不一樣的歷史和識別;而人類作為唯一會以個體的姿態「死去」的、唯一有有歷史的物種,創造了這樣的世界後,人們在共同的集體生活追求為後人所記憶。(建造物質文明中的文明的政治人)

行動關乎人類尊嚴和集體的記憶,在這個層次裡,人們追求的是「不朽」的概念。(在這邊可以呼應鄂蘭的博士論文,其使用了大量的篇幅在描述鄰人的愛這個概念,尤其在第三部份:社會生活,使用了聖奧古斯汀的學說討論鄰人的愛的來源。這是鄂蘭對人的意義的深刻反省的軌跡,也在之後大大地影響了鄂蘭的思想。)而在極權主義之下,像艾希曼這樣的官僚與世界之間的隔閡,導致它失去了共識和世界觀,也失去了和自己的對話。

歷史哲學與記憶

把眼光放回東亞,我們自己和身邊的土地上並不是沒有血跡:赤色高棉、韓國光州民主化運動事件、台灣二二八大屠殺以及白色恐怖、甚至是六四天安門大屠殺;在這樣的情境下,我們要如何把轉型正義的行動放在鄂蘭的思想體系中?

在《歷史哲學論綱》的命題十四中,班雅明說:「歷史是一結構的主體,這結構不是坐落於同質、空洞的時間中,而是坐落於由當下所充盈的時間中。」唯有把過去帶到當下,結合當前經驗,「過去」才真正具有「歷史意義」。在班雅明來說,歷史意義是否深刻,不在於過去發生了什麼、發生了多少事件,而是此時此刻能容納多少過去的影像。而從前述《人的條件》中「共同的史觀」的概念出發,接續班雅明的說法:「逝者與活人之間有一個祕密協議,如同之前的世世代代,我們在塵世的期待之中到來,也被賦予了微弱的彌賽亞力量——這力量的認領權屬於過去,想解決這種託付,代價也不低!」我們承擔著或多或少的歷史委託和期待,被預期著去完成一些前人留下來的囑記和託付,成為死者的彌賽亞。

與記憶共生的行動

不管是選擇將各種史觀並陳、碰撞,或是將過去的威權遺毒徹底清除,一個民主社會轉身面對過去的壓迫和記憶,無可避免的是一個道德問題。
一般而言,轉型正義的任務在於「國家透過司法或非司法機制處理過去大規模人權侵害的遺緒。透過追究責任與對受害者的復原,提供對受害者權利的承認,促進公民之間的信任,並強化民主法治。」常見作為包含司法審判、特赦、補償、建紀念館等等,但這些作為的目標仍不出追求真相、正義與咎責。

從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出版的《記憶與遺忘的鬥爭:臺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中我們可看出,在轉型正義的三個主要任務:「處置加害者、賠償受害者以及歷史記憶的保存」之中,中華民國政府的轉型正義工作只有著力在賠(補)償受害者上。吳乃德認為:「這項工作畢竟最沒有爭議,也最為容易。因為它用的是國家預算,而且不會造成任何人的不愉快,所有人都無須反省。可是即使如此,當時的國家領導人對於賠償受害者,仍然勉強、被動,甚至有意阻擾」。

臺灣社會對於轉型正義和過去威權統治的歷史的關心明顯強度不足。國民黨政府不但未受處置,甚至有機會在21世紀完全執政。而執政的國民黨政府之所以聲勢衰敗,也並非臺灣社會從歷史中反省與批判它過去迫害人權的紀錄,而是它低落的執政能力所致。

在鄂蘭的行為分類裡,我們可以怎麼了解和定位遺忘和記憶?
在《人的條件》中,鄂蘭的最後一個籲求,是希望人們可以回歸城邦的政治模式,在作為真正的政治動物的同時,透過「原諒過去」和「承諾未來」兩種行動,在時間軸上前進,並建立機制,已讓共用史觀的共同體得以自覺共同命運。換而言之,鄂蘭認為政治行動只有一種形態:政治的關鍵與意義是為了創造,是發揮蘊藏在人的本質之中的創造奇蹟的能力。

在這樣的條件下,我們能不能說「遺忘」是工作(製造),而「記憶」則是行動?
遺忘就如同拆屋一樣,隨著時間演進,我們跟過去的連結會自然地衰變; 就跟房子總有一天會拆完一樣,遺忘是有線性時間性的、按照計畫進行著的勞動。而若我們不選擇記憶,總有一天我們會失去歷史。

記憶則是一條新的道路,是新創、是建設、是行動,也是真正的政治。我們在新建造完成的民主社會中比較彼此的歷史、用語彙跟修辭將社會填入自己的脈絡,我們理解、反省、道歉,一個共同的社會試圖在不同的過去上建造一個共同的未來:人們憑藉著集體的力量跨越過去巨大的、不可彌補的錯誤,承諾並認知這種錯誤不會再發生。

政治行動

時已當選的準總統蔡英文女士(本場次日期為2016/5/20),在今年二二八紀念日時的演說重提承諾:「一定會結束歷史的錯誤,讓台灣成為一個真正自由民主的地方。」,並再度確立上任後推動「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設立。今年而月上任的新國會,也以轉型正義為名,同時在國會推動追討黨產、檢討國父遺像問題、質疑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法、追求原住民歷史正義、設立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等等動作:轉型正義似乎變成台灣未來最重要的議題之一。

民進黨的完全執政,似乎顯示推動轉型正義的阻力將變得不再巨大。
比較民進黨與時代力量的轉型正義立法動作,我們可以看出:
民進黨對於統治失當時期的追認指「自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起至八十年四月三十日止之時期。」,針對中華民國當局的威權歷史,較接近傳統之轉型正義檢討範圍。
而時代力量版的則是追認至「一六二四年以後至本法施行前台灣及離島之政權。」,涵蓋台灣島的整個歷史時代,強調原住民權益,並自創「歷史正義」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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